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全国人口中，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，占18.70%，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35280人，占13.50%。
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%时，意味着进入老龄化；达到14%，为深度老龄化；超过20%，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。当前我国离深度老龄化的标准已经不远。
在不同地区、不同城市，老龄化的程度也各不相同。根据第一财经统计，目前全国有149市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，其中南通、资阳、泰州、自贡等11个城市已经进入超老龄化阶段，主要来自苏中地区、四川、辽宁和内蒙古，以中小城市为主。
这些城市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原因之一，是部分城市人口出生率较低。一部分城市如苏中的南通、泰州，工业化和城镇化较早，独生子女占比也较高，这种低出生率惯性一直延续至今，因此儿童人口占比低，老年人口占比较高。
但更多的城市是由于当地产业发展不足，劳动年龄人口外流，因而老年人口占比较高。典型的是四川的资阳、自贡等地，这些地方的人口大量流向“强省会”成都以及沿海发达地区。这也是山东等地很多地级市老龄化程度高的重要因素。实际上，出生率较低的苏中和东北地区，也存在劳动年龄人口外流的问题。可以说，劳动年龄人口外流是大多数三四线城市进入超老龄化、深度老龄化社会的主要原因。
在深度老龄化乃至超老龄化下，这些三四线城市在养老、医疗、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不小的压力。如何缓解、平衡区域老龄化的压力？一方面，应当加快城市群、都市圈的建设。城市群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间布局体现，其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区域参与全国甚至全球竞争的能力，而城市群之间便利的交通体系建设是竞争的基础。
随着城市群、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，产业可以在城市群内部实现更好的梯度分配。尤其是，中西部城市群、都市圈的发展，有利于承接沿海更多产业转移落地，让更多人可以就近就业、就近城镇化。就近城镇化的成本比较低，无论是语言文化、生活习惯、气候等方面都基本与家乡一致，亲戚朋友也多。在这种便利条件下，老年人进城养老、帮子女带娃等也更容易适应。
另一方面，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外流，不仅产生了“留守儿童”问题，也带来“留守老人”问题。不少老人想到大城市投靠子女，但受限于住房、医疗等问题，这一想法实现起来存在不少难度，因而只能继续留守家乡。
因此，对劳动力大量流入的一二线城市来说，未来要加快住房、教育、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补短板，从财权、事权对称的角度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，推动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，减少跨区域的迁徙。
比如，在住房方面，当前不少人口流入多的大城市，近些年都提升了政策性住房的占比，目前大多以中小户型为主。未来，政策性住房不仅应该覆盖更多的新市民，而且在“三孩时代”和养老高峰到来的情况下，新市民要生育二孩、三孩，老年人要进城帮子女带娃，政策性住房也应当适当增加多房户型的占比，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。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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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标题：11城如何应对“超老龄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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